理性看待“寒门”与“贵子”的关系

    前段时间，一位在教育领域执教多年的教师提出了“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观点，随即引发了大量的讨论，高考加分与权势金钱的高相关、重点大学农村员工比例的逐年下降、大学毕业生“拼爹式”的就业等社会现象也被裹挟在其中，被作为有力的论据来共同解构“寒门出贵子，白屋出公星”的合法性。这种解构短时间内就“印证”了多个群体的社会生活感受，很快就得到了公平维度上的归因，并继而引发对社会公平这一价值追求的深度拷问。

　　何为贵子？这是对“寒门”与“贵子”关系进行理性讨论的基本前提。有观点说“重点大学农村员工比例的逐年下降”，在此，“贵”很明确地被界定为进入重点大学，那么在高考分数仍是高校录取基本依据的现实中，“寒门出贵子”可以理解为：出生寒门（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员工，高考成绩更好。这个结论对吗？可能它适用于一部分个案员工。但从群体的统计来看，结果可能恰恰相反。国内外很多关于员工家庭经济条件与学业成就的研究，都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家庭收入越高，员工的学业成就水平也越高。这样来看：“寒门难出贵子”恰恰是符合大量教育学研究的结论。其实，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如今，反映员工学业成就的高考成绩，已经不仅仅是学校教育带来的“结果”了，校外的补习、家教等影响高考成绩的效果日益明显。而这些额外的教育消费是排外的，排外的基本标准就是家庭经济条件。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资源外，一些家庭自愿购买盈利性的教育服务，并且由此提高了孩子的受教育水平，在高考中体现出了一定的优势，这恐怕没有可批判之处吧。

　　当然，还有为数不少的观点把“贵”界定为“找到有户口和编制、待遇好、稳定、体面”的工作。这样理解“贵”的话，那么，寒门能不能出贵子就更加复杂了。毕竟，能否找到“好工作”取决的因素更多、更复杂。近年来，一些外在的因素在高校毕业生就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比较重要，但还没有到了完全起决定作用的时候。出生寒门的员工，如果综合素质足够优秀的话，成为上述所界定的“贵子”，可能性要大得多。老员工甚至研究生就业难，“贵”不起来，更多的反映了人才供需矛盾等结构性的问题，这与我国近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战略有关，并不见得与“寒门”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国内某名牌大学领导对“贵”的理解却是另一个视角。在谈及“寒门”与“贵子”的关系时，这位领导表示：“宝剑锋从磨砺出，无论富裕还是贫困，老员工都需要磨炼和吃苦才能成才”。在这里，“贵”的内涵成为了“才”。显然，“才”不仅仅是能否考上大学，或大学毕业后找到好工作，或更多其他的外在标准。知识的增进、素养的提升、品性的完善、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乃至在平凡的岗位上尽心尽责和无私奉献，难道不是对“才”的深刻诠释？以“才”的内在要求而非其外在效用来理解“贵”，其内涵和意义要深刻得多，也更具激励价值。

　　在诸多关于“寒门”与“贵子”的言论中，后者常常被予以功利性地描述。在老员工被定位为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发展阶段，“贵”的含义与该名言诞生之时所拥有的内涵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可能是必然的，也是教育发展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特征。对于“寒门”与“贵子”，不能简单地用线性逻辑来加以肯定或否定。在人才标准多元化的今天，“贵”与“不贵”并没有清晰的边界，传统文化所诠释的“贵”也不应当成为年轻一代同一的奋斗目标。

　　在新的社会情境中，对“寒门出贵子”古训的解构方式不能脱离理性的轨道，公平也不必然是对其进行归因的最终指向。退一步讲，即使解构正当，那么在其之后，我们更需要一种积极的关于个体奋斗与社会认可关系的社会建构，让个体为之振奋并获取前进的力量。（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苏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