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高等教育研究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还是近几十年的事。高等教育研究 “迟到” 的一个原因是当高等教育开始进入大众的生活，并形成一个主要的产业和政治的议题时，它才变成一个重要的兴趣焦点。高等教育研究目前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它还处在前范式阶段。高等教育的研究是用多学科的交叉学科的视角来进行的。 这样的状况还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
【关 键 词】 高等教育； 研究领域； 范式；
【作者简介】 徐琦，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北京/100793）
【文章来源】高教探索；2011 年第 4 期
一、 引言
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还是近几十年的事。 高等教育研究 “迟到” 的一个原因是只有当高等教育开始进入大众的生活， 并形成一个主要的产业和政治的议题时， 它才变成一个重要的兴趣焦点。
这一新的领域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美国的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耶鲁大学、密西根大学）发展。只过了几年，这一领域开始吸引欧洲的社会科学家的注意力，如英国和瑞典。而这一领域的发展，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有着一定的区别。区别之一是在欧洲，在微观研究层面的教与学，和高等教育在组织、 政治与经济层面的研究之间有一条严格的界限，而后者是欧洲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
主要的研究努力被聚焦在系统层面，相应的聚焦在政府系统的操作层面。不仅高等教育的理念被广泛地讨论，而且高等教育的大门如何能够为大多数的公民敞开的议题也被讨论。多样性和多样化的研究也得到了发展。
我们也许可以说，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反映了三种不同的方法： 即管理的、咨询的和社会科学的方法。第一种方法，对于当今国际研究组织来说，假定了管理的议题和目标作为研究的重点，例如学校的表现、效力、效率等等。而咨询的方法主要是在教育部的政治顾问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今天在欧洲委员会，研究的目标主要与执行议题相关联。第三种方法是由社会科学家开发的，它的意图不是想要“解决”问题或者 “指导”政策制定者以及负责政策实施的官员，而是试图在研究社会对象时找出观察到的规律性。而当研究聚焦在学校层面时，这三种方法趋于混合。
而当今，政策执行的自上而下的方法已经被其他的方法所替代，这种方法认为组织与它们的环境交互，并定义它们自己的变化战略。 新的现象与新自由主义相连（包括新的公共管理、管理主义等等），新的现象也与全球化以及在欧共体观察到的新的国家层面的权威的出现相连接。这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
二、 高等教育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
与其他的研究领域相比较，高等教育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还是最近的事。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的研究生项目紧密相连， 特别是在管理、领导能力、组织变化以及员工服务等领域。第一个研究中心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这个中心名为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1957年， 密西根大学建立了“高等和中级后教育研究中心”。之后，左治安大学在1964年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所”。
在欧洲，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更是最近的事。欧洲高等教育研究滞后的一个可能的理由是只有当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的生活，它才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兴趣焦点，从而形成主要的金融、管理和政治的议题。上世纪60年代的后期，英国和瑞典的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高等教育的领域。1964年，高等教育研究协会在伦敦成立。该协会是一个基于英国的国际学习协会，特别是通过系统的研究所提供的视角、 见识和知识，加强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解。 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与研究生项目没什么关系。
另一方面，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常常被研究的客体所定义， 而不是通过所涉及的学科来定义。尽管高等教育的研究是被一些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法律以及一些如公共管理或者组织研究等交叉学科所发展起来的， 比邻的不仅是教育研究，而且是科学和劳动力市场研究等等。它们并没有在学科领域以及在建立起来的知识框架方面取得一个固定的位置。这也许是为什么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混合物和富有弹性的，从基于学科的研究到应用研究单位或者学会。用阿尔博齐（Altbch, 2006:2）的话来说，就是“部分原因是因为高等教育没有学科的基础，所以它从来就没有一个清晰的学术的归宿”［1］。
由于较晚的发展，高等教育的研究也许仍然处在第一阶段即学科发展阶段。而库甘和亨克尔指出“高等教育研究也许总体上可以被假设为处于前范式阶段，假如它真的趋于产生范式的话”（Kogan 和Henkel 2000：29-30）［2］。而泰格 （Tight）在2004年分析了一个含有406篇发表的论文的数据库以及北美以外的17个高等教育杂志的专家后指出：高等教育的研究者不仅大体上并没有表现出有需要将他们的理论视角表现得很清晰，或者有需要在更宽的范围内进行理论上的辩论，而且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他们的理论视角常常趋向于基于社会科学学科或者是学院的发展单位，而不是教育学科或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3］
泰齐勒 （Teichler） 在1992年指出：“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知识的领域、学习和研究， 与特定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的背景以及高等教育的政策紧密相关。”［4］他进而指出，与特定国家背景和政策辩论的联系必须被考虑为一个仍然处于婴儿期的新出现的领域的特征。 因此，他预言，当这个领域达到了一定的成熟期，制度的不稳定以及对于国家背景的依赖就会减弱甚至消失。然而，在2000年， 泰齐勒仍然承认“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础是不可靠和异质的”［5］。
十多年之后， 我们可以说，他的预言没有完全变成现实。然而，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高等教育正在取得发展，重要的研究单位被建立，而那些已经存在的协会、联盟、杂志、系列出版物、资源书籍，正在生产出产品，并且正在产生一个重要的评论性的群体。在制度的层面，由于高等教育变成一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范式知识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通过大众的开端，世界各地的政府愈来愈意识到这个领域的政治指导需要专识， 也需要改进制度的管理。然而， 尽管有所发展， 该学科远没有稳定， 也没有清楚地定义为一个知识的领域， 也许它永远也不会。
人们通常假设， 只有美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很好建立起来的知识领域。 美国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较长的传统也许和这样的事实有关，那就是美国的系统不得不处理大众高等教育必须考虑的经营和管理方面的议题。首先，非常高度自治的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必须有学院培训的很专业的管理团队来进行管理；第二，提供数据以支持决策过程的需求强化了美国制度驱使的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这些特征描绘了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而在欧洲，大多数的大学自治程度是很低的，他们的管理向来相对比较弱。正如我们要讨论的那样，随着市场法制的出现以及不断增加的制度自治，这些特征正在发生改变。 相应的，制度层面的研究在欧洲高等教育研究中越来越显现。在欧洲，存在着这样一种区别，一方面是与教学法相关的教与学的教育研究， 和另一方面组织的、 经济的和政治的高等教育研究。
泰齐勒 （Teichler, 1992） 将西欧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描述成为分散的或者去中心化的、 非常异质的。［6］至于它的制度基础、 学科以及与实践的联系，则非常强调宏观的方法， 而不是学院的问题。此外，国家与国家的不同使得他们研究的议题也不同。
然而，尽管欧洲与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有所不同，但是有一个与政治操作、经营以及管理等议题相关联的共同关心的问题。事实上，由于高等教育已经变成一个几百亿欧元的事业， 高等教育在战略上已经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涉及了千千万万的员工以及教师与员工。高等教育已经突破了政府和制度的研究议程。
假设高等教育在数量上的扩展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推动力，促进和加强了高等教育的研究， 我们可以说这一研究领域反射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路径所提出的问题，至少在西欧国家是这样的。从20世纪中期开始， 高等教育的扩展基本上是数量方面的，资源的政治管理变成了主要的议题。宏观的研究也开始进行， 注重大众对于象牙塔的攻击而提出的问题。 例如， 对于系统的组织、政治的操作、制度的重新配置以及教育的机会均等等。一方面，对于高等教育的概念和目的、系统以及制度进行了改革，以应对规模庞大的高等教育；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概念与目的已被推到了台前。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 的 《高等教育系统：跨国界视角的学院的组织》 是来自美国的一个例子。
在欧洲，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展则采取了不同的路径。例如，在英国，即使是高等教育系统的概念也是最近的事。事实上，对于英国的例子，在二战之前，我们很难说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这样的概念。在那时，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系统的介入是相当有限的。大学与学院基本上是私立的。尽管这样的“延迟”，对于应对大众高等教育的政治的与制度的策略的寻求很丰硕。
然而，任何想从一个国际视角给高等教育研究一个统一的和完整的观点的努力都是失败的。不仅是因为这一领域是客体驱使的和多学科的，而且是因为该学科还处于初期。这使得为政策制定者以及实践者的研究很困难。
三、 勾画研究的领域
由于系统和学院已经扩展，越来越多的专业知识变得很必要，高等教育研究从教育和理论转到员工注册趋势的信息、员工的表现、学院的使命、财务与预算以及后工业社会的高等教育、 学术的和非学术的职员。在西欧，制度上的研究已经被放到了首要的位置， 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400多个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很大一部分已经注重制度上的研究。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要求规划和决策过程的数据，所以政府支持研究中心的建立。 在挪威，多个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的。
要勾画出高等教育的研究领域，首要的标志是从“高等教育的研究” 转换到“为了高等教育的研究”。高等教育的研究注重考试、发生在该领域的转变和过程的分析以及这些过程的影响； 而为了高等教育的研究则注重为决策者制定特定的建议的需求，给管理者提供信息与数据以协助他们的管理过程。这种转变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在2002年成立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该研究所的目标是通过提供研究和其他证据以影响发展政策， 从而改进高等教育的政策。
这种趋势在UNESCO、世界银行和OECD等国际和区域组织的研究活动中也是相当明显的。
“为了高等教育研究” 的这种趋势最近因科学社会学的贡献而丰富。由于分析的焦点已成为研究网络、科学家与研究人员的生产力，包括知识生产之间的清晰度、性质和扩散以及知识本身的性质，这个子领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全球化的经济和政治的前景也是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构造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际化和全球化是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政治与管理关心的中心。大约有2500万员工在海外留学，这使得高等教育自然也成了一个产业和一个理论的政治议题。
然而，从“高等教育的研究” 到“为了高等教育的研究”伴随着朝微观层面的转变，也就是说朝制度层面的转移。 事实上，有关科学、研究成果、科学的社会方面、教与学的有效性、知识财富、国际化以及对新员工的吸引等等，已经同步的扩散，制度的管理要求数据和信息能够帮助他们寻找责任制和表现的改善。甚至在政府层面， 高等教育系统不断地形成了一系列的组织 （而不是学院），需要良好的管理以保证他们有能力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生存。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在中国，国家的法律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制度的研究已经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阵地。
管理的革命并没有发生，因为学术界对于他们所要扮演的经营和管理的角色没有特定的培训。另外一个原因是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范式。由于它巩固了它的大众的特征，其他特征合起来重新形成高等教育。其结果是，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的领域：企业家主义、管理主义、新自由和市场驱使的政策、员工与他们的家庭作为客户的重新概念化、团队团队作为人力资源的管理、 问责制和社会责任，这些是新的范式将他们带到一起的组成部分。
斯坦福大学的中级后教育改进的国家中心（NCPI）在2002年制作了一个报告，目标是定义研究的重点以重新定向美国的高等教育。 NCPI意在完成一个对于高等教育的目的和有效性的新的评估。高等教育学院今天生活在一个变化与未知的环境中。通过认识到围绕着高等教育的变化背景， NCPI 明确了相关的研究议程。
四、 结论
高等教育研究在过去的 30 年有了很大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及如何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是其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然而，研究人员与政策制定者以及实践者之间的关系代表了具有两种不同需求的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沟通风格。这种关系并不简单，常常存在着误解等问题。
在美国，我们列出一个美国教育理事会的努力以增加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之间的沟通。在欧洲，欧盟层面执行新的管理。 由于它广泛地应用专家团队，这增加了对于咨询的需求。
我们也许可以期待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我们会考虑到 “许多过去被认为有效的向导，在今天看来则已经过时了”。但是看起来，至少在今后 10 年内， 它不可能跨越前范式期的界限而进入到范式期的阶段。来自增加的相关研究的压力、不断增加的咨询的应用以及对于委托研究的过度依赖，合起来形成了学科发展的很强的障碍。麦尔根·泰格（Malcolm Tight, 2004:410) 认为，高等教育研究要想发展，它需要承认自己或被承认是一个交叉研究的领域， 在其中多个实践团体进行着运作，它要求那些具有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相关方， 以及将这个领域作为一个整体， 去寻找通过这些视角将研究者结合在一起的更有效方法。(摘自江苏高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