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称其“史上最严”，是因按照规定，论文造假者3年内将无法再申请学位。不仅如此，《办法》对论文造假者为在职人员这个以往的制度“盲点”也作出明确规定，“若为在职人员，学位授予单位除给予纪律处分外，还将通报其所在单位。”

　　在对《办法》的出台欢欣鼓舞之余，如何落实到位，不让论文打假成“假打”，则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学术繁荣”

　　还是“造假泛滥”

　　根据媒体报道，“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可是用百度搜索“代写论文”，居然有479万个结果，令人瞠目。你们了解到的论文作假情况是怎样的？危害如何？

　　葛剑雄：在高校、学术界，学位论文作假的情况存在已久，而且已经相当普遍。

　　胡翼青：论文作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为别人代写，一个付款，一个写作。第二种是“复制+粘贴”，尤其是文科，抄来抄去。还有人逼着员工写文章，然后在发表时把员工的名字拿掉，有的教授一年写出四五十篇，不是“水”是什么？试问什么样的论文能够一年写四五十篇？

　　葛剑雄：如果再不采取措施，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今后很难纠正。高校员工、教师都是社会栋梁、社会精英，如果一个人在员工时期就形成这样的学风，不仅对其本人，而且对我国总体的学术质量、国际形象都会造成不良后果。

　　编辑点评：因为论文数量特别多，有人看到了“繁荣”，有人看到了“泛滥”。而事实上，貌似花团锦簇的“学术繁荣”后面，其实夹杂着无数“谎花”，甚至是颇具致命诱惑的“罂粟”。有这样一个令人警醒的数字，虽然我们拥有“论文数量世界第一”的头衔，但论文的平均引用率却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美国《科学》杂志对中国论文的拒稿率高达98%。

　　“史上最严”

　　还是“史上最难”

　　《办法》向学术不端宣战。局外人赞其“史上最严”，内行人却连连道“难”，请问两位老师，你们怎么看？

　　葛剑雄：《办法》虽然出台了，但怎么发现学位论文作假行为？靠基层报上来，根本没人报。如果靠举报，大量举报都是匿名的，也不是都准确，那么匿名举报是处理好还是不处理好？

　　胡翼青：《办法》落实的关键在于如何取证，而不在于查实后如何惩罚。如果文章是代笔，在买卖论文时将知识产权一并卖掉，买卖双方不说，很难查出来。

　　葛剑雄：《办法》难执行，难在标准很难定，比如抄袭，到底什么程度算抄？如果员工把抄来的文章改头换面，就很难发现。再一个，认定难。以复旦的学术规范委员会为例，因为找不到证据，有的事件调查一两年都很难做出结论。还有很多领域的文章本身相似度就很大，判断起来很困难。

　　胡翼青：再一个难在师生“连坐”。《办法》规定，“未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论文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其指导的学位论文存在作假情形的，学位授予单位可以给予警告、记过处分；情节严重的，可以降低岗位等级直至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任合同。”在抄袭论文这方面，导师“连坐”是应当的，说明这个老师没有用心指导、不用功；但如果文章是私下找人代写的，老师也很难发现，要老师“连坐”就有点过于机械。

　　葛剑雄：有的学院、学校会包庇员工，不配合，不提供证据。因为员工要毕业、就业，有的文章又会牵扯到老师、领导，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要考虑执行的难度。

　　胡翼青：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办法》就会变成“纸老虎”。

　　葛剑雄：我们也有对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担心。比如一篇涉嫌抄袭的文章涉及经理书记，署名是经理和员工合署，那么，如果员工一口咬定是自己干的，又没有证据，就很难认定到底是谁的责任。

　　编辑点评：因为“严”，所以“难”。执行难是很多《办法》甚至法律法规流于形式的根本原因，《办法》要想落实好，还需要具体可行的操作措施，合理规范的执法标准。

　　“扬汤止沸”

　　还是“釜底抽薪”

　　论文之所以造假泛滥，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出在评价机制上。不论是实践性很强的中小学教师、执业医师，还是高校研究人员，都要通过一纸论文来论英雄。请问二位老师，你们觉得学位论文造假的根子在哪里？

　　胡翼青：现在评教授动辄就要求15篇核心期刊论文，还要求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教育制度在评价教育成果上有问题，只看“产品”论文，而不看那些不可见的，比如言传身教、为人师表等。于是，教育就变成商品生产，员工就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

　　葛剑雄：学位论文造假这么普遍，也有社会和制度上的原因。因为在提拔、选拔干部时，有片面看重学历的现象。复旦这一点就做得非常好，原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就是本科学历，因为复旦在任用干部时没有学历方面的规定。为什么有的地方在选拔任用干部的时候非要搞一个学历呢？这说明选拔任用标准有片面性，这就是怎么在制度上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胡翼青：做研究，本应该是对研究有兴趣、有天赋，有强大的热爱，成就动机很强的人才能来写论文。有了兴趣，有做研究的强大动力，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学位论文作假。

　　编辑点评：面对论文造假泛滥，应该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答案不言自明。培养学术兴趣、改革评价制度、消除“唯学历论”，两位教授开出了药方。但药方虽好，还需辨证施治。如，研究生能不能不以论文优劣论短长？评职称能不能不以论文数量论英雄？提拔干部能不能不以学历定“门槛”？这些需要社会各部门的通力合作。衷心希望《办法》只是一个“药引子”，根治顽疾的“组合药方”在后面。

（记者 张 烁 嘉宾：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 胡翼青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