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竞争损害青少年道德成长

　　我们无法感知黄洋的父母内心如何悲痛，但我们可以想象，另有一对家长，和黄洋的父母一样悲痛——那就是犯罪嫌疑人的父母。

　　其实，绝大多数违法乱纪的青少年，其家长本人的品行并不表现出任何问题，他们很可能比一般的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还更为严格。而且，学校的道德教育也从未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缺失”过，难道我们的学校不是处处充满了道德教诲吗？那么为什么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层出不穷，受一点挫折就去跳楼，一点琐事就会引发狂烈报复？

　　心理学研究证实，儿童对世界的反抗萌生于某种心理受阻，每一种受阻都是一次挫折。这种挫折感会慢慢演化为内心的敌意和无力感，道德变异就从这里开始。因此，减少挫折感是呵护孩子心理健康的重要方法之一。而当下，制造儿童挫折感最多的，莫过于无所不在的竞争。

　　虽然理论上人人都会说：“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在实际的生活中，孩子们却时时刻刻被推入“比”的境况中。

　　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要比谁听话，比谁表现好、认字多，在进入学校前，他们对竞争的准备远比对合作的准备充足。学校生活又对竞争进行持续不断的强化训练。以考试为主的、名目繁多的评比和竞赛几乎控制了学校生活……员工间的关系被搞得十分繁复，生命与生命间的和谐被摩擦出创伤。太多的孩子既不会和他人相处，也不会和自己相处。

　　竞争可表面化、暂时性地带给少数孩子以荣誉，却会让绝大多数孩子陷入自卑感、无力感中，让他们的心理失去平衡。当竞争挫伤他们后，许多人却又错误地归因为现在的孩子太受不了挫折，于是更疯狂地提出“挫折教育”。其心理前提是：现在的孩子都是活在无挫折的环境中，活在蜜中，不能让他们“太顺利”，要给他们点苦头吃吃。这种归因是如此浅薄，对策又是如此粗陋。事实是现在的孩子，他们的挫折感比任何一代人都强。他们的小手尚且笨拙时，就被要求拿笔写下精确的作业；最该无忧无虑的时光，在管制严格、评比繁多、压力重重的幼儿园和小学度过；最该让他们信任和依赖的父母，经常是最要反抗的对象……虽然衣食无忧，却承受着和年龄不相符的重压。

　　人生并非完全不需要竞争。我们不否认竞争给人们带来的成就感能推动社会进步。但从教育的角度来讲，竞争一定要守住两个度，一个是心理程度，一个是年龄向度。前者意味着“适度”的竞争是好的，不要“失度”；后者意味着并非任何年龄的人都适宜参加竞争，老人和孩子的生活中就不该有竞争。因为他们是弱势人群，体内能量本身就很少，竞争消耗能量，于老人来说会加速枯萎，于孩子来说会影响其正常成长。

　　教育家杜威主张，“我们称作学校的社会机构的首要职责，就在于提供一个简化的环境。”当前，道德教育的当务之急，不是去直接向未成年人宣讲道德理论，而是为他们提供一个适于道德正面生长的健康环境，这需要各种因素的合力，但最简单最现实最易操作的，就是摒弃过度竞争。

（尹建莉 作者系教育学者，作家）

要特别重视“珍视生命的教育”

　　在独生子女家庭占家庭户总数比例不断上升的今天，员工、家长和社会对校园投毒案反应强烈是可以预料的。问题发生在学校，很多评论者把矛头指向了员工的人生观教育问题，这点很值得教育工作者及每一个关心教育的人深思。案件提醒大家思考：我们对员工的人生观和理想教育究竟够不够？虽然“投毒”事件可能会发生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且往往是小概率的、个体因素比较多，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放松警惕，就找种种借口又一切如常地“一切围着分数转”。从历史上看，孤立事件的发生背景其原因往往惊人地相似！

　　19年前，北京另一所著名高校的投毒案震惊全国，至今仍然悬疑，这一极端恶性事件让我们无法忘记。这些都指向了员工的人生观教育。严酷的事实应当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不仅仅是高校的人生观教育，从基础教育开始，我们就要抓紧员工的人生观教育。而且，这个问题要家庭和全社会都重视、都参与才能收到实效。

　　通过“投毒”事件，我们应当深刻反思，在人生观教育中，要特别重视“珍视生命的教育”。要让孩子从小知道，人要百倍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我们既无权随意处置自己的生命，更无权随意处置他人的生命。

　　诺贝尔说过：“生命，那是大自然送给人类去雕琢的宝石。”人虽固有一死，但为人民而死，才是重于泰山。我们应当让每一个生命都绽放出绚丽夺目的光彩，让每一个生命都去追求幸福美好的人生。我们不仅要自己过得幸福，也应当为别人的一生幸福喝彩。

　　法国诗人吕凯特也曾郑重地告诫人们：“生命不可能有两次，但许多人连一次也不善于度过。”生命只有一次，无论对于谁都是宝贵的，都是神圣的。我们的员工应当从小知道，他人的生命和尊严神圣不可侵犯！谁敢随意处置他人的生命，谁敢草菅人命，等待他的，将是无情的法律制裁！将是历史耻辱柱上，永久的曝光！

（顾雪林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资深记者）

媒体逐热应恪守边界

　　近日，复旦大学“4·1投毒案”牵动人心。投毒案的嫌犯竟是同舍室友，令人震惊，也引发了人们对学校教育，尤其是心理教育、生命教育和法制教育等的反思。

　　其中，还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关注。随着嫌犯被批捕，从道理上来讲，案情比以前应该更加清晰，人们对案情的了解、关注和思考也应该同步增多。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嫌犯被批捕之后，此前铺天盖地的案情报道、背景分析，乃至评论、反思，等等，反而偃旗息鼓。

　　也许有人会说，案件走入司法程序，公安机关的有些消息不便于向外透露。但案件刚刚发生时，实质性消息同样缺乏，为何舆论高度关注呢？一冷一热的变化中，暴露出的媒体的“逐热”特性——新闻甫出，一窝蜂地关注，甚至引发连锁效应，连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案件也被广泛报道，然而热潮过去，后续情况反而少人问津。

　　新闻首先需要讲究时效性，这无可置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媒体对新闻的喜新厌旧也无可厚非。不过，从把握新闻事件的本质、探求背后的社会机理，以及正确反思社会和教育缺失的层面来讲，喜新厌旧其实又是不合适的。对突发事件集中关注，一窝蜂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不是真正的关注，而是跟风。当年的马加爵案，舆论也曾惊呼教育的缺失，可是若干年后的今天，校园环境并未因媒体的大肆报道而得到根本改变。

　　同时，跟风式关注，势必引发对案件资源的无序抢夺，很容易导致对嫌疑人的隐私信息曝光过度，甚至在新闻报道中带有“未审先判”、“有罪推定”嫌疑。这不但有违法制原则，也已经突破了新闻媒体的职业道德边界。

　　集中关注、强势介入，也难免诱发并催生出对教育的无限批判。校园中发生员工相残的命案，教育当然需要反思。但是这种反思首先应该是基于事实，而非在案情尚不确定之时就先入为主，将矛头直指教育，乃至从高校人才培养，到员工宿舍关系，再到安全管理制度，等等，进行一次全面批判。殊不知，越是如此运动式的批判，越是浅表且流于形式，不能真正推动教育的前进。新闻的轰动效应终究不会持久，喧闹一阵过后，什么也没有留下。

　　媒体爱逐热，教育却需冷静。教育反思不能总被媒体牵着鼻子走，而更需要理性独立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育反思甚至不应该出现在悲剧之后，而更需要善于在平时敏锐地发现潜伏于周围的问题，并及时调整和补充教育内容，常态化地融入员工的日常教育活动之中，以尽量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出现。

（刘化喜 作者系淮阴工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