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铃还须系铃人”，对于多数问题，系铃人都是单一主体，而对于减负这一超级难题，到底谁是系铃人？可以说，学校、家庭、社会和教育主管部门，都是系铃人！减负之难，并非难在无解，而是难在多元。

　　把快乐还给孩子，重在形成合力，综合治理。

　　用什么来衡量“负担过重”

　　如果说员工课业负担过重是中国教育久治不愈的沉疴，那么，摸清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减负”的“负”究竟指什么？哪类负担才叫课业负担，是学校、家长还是培训机构？用什么来衡量“负担过重”，是学习时间长短，还是员工的心理感受？

　　如果学习影响了员工身心健康，增加了员工心理负担，使其兴趣爱好、自信心受到了破坏，进而影响自我认同感的合理确立，那么，这样的学习对员工而言，无疑是负担过重。总体来看，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员工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其真实性、客观性、严重性已经被社会普遍感受到。

　　其实，过重负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学习、应付考试的时间过长，用于休息和睡眠的时间过短；二是学习内容枯燥乏味，重复作业、机械记忆过多，造成员工心理负担过重，厌倦、反感学习。

　　对孩子来说，兴趣是衡量负担轻重的一把尺子。在英国，老师们把历史课堂搬到了博物馆，员工们感到历史课就像听故事；在日本，老师让孩子们在家养一盆牵牛花，每天浇水，开一朵花就在表上涂个颜色，过一段时间，把花带到学校。这样的课堂和作业，对孩子们而言，还会成为负担吗？

　　切实减轻员工过重的课业负担，这些他山之石值得我们借鉴。

　　树立正确人才观是减负前提

　　在加重中小员工课业负担问题上，教育界人士把片面的人才观称为“万恶之源”。

　　中国多数父母对孩子期望值都很高，将全部希望寄托在独生子女身上。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工作岗位和学历密切相关，谁敢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发现，83.6%的中员工父母要求孩子考到前15名，54.7%的中员工父母希望孩子将来读博士。广大家长树立科学、理性的人才观，是减负的重要前提。

　　引导家长乃至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必须有政府引导，有机制保障，禁止就业歧视，摒弃学历崇拜，代之以公平就业，能力优先。

　　德国非常重视职业技术教育。许多员工不考大学，而是去考消防师、美容师等各种证照，同样可以受到社会的尊重。在德国，员工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分流，一半以上进入职业教育。而在我国，虽然职业教育就业率不低，职教生的就业工资有的甚至超过了博士生，但很多人的内心并不认同。

　　减负需要追根溯源，更需要正本清源。不改变对学历的盲目崇拜，减负的目标就不可能根本实现。因此，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在全社会建立起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为减负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走出减负困局，路就在脚下

　　走出减负困局，提高教学效率是一个重要方法。   

　　家庭作业被我国很多员工视为“梦魇”。但是，不写作业怎么办？国家“减负”令出台，很多人之所以抵触，就在于担心“减负”会不会“减质”？要想真正减负，必须先“增效”，只有效率提高了，负担才能自然而然减下来。教育界许多董事长、教师达成这样的共识。

　　如何“增效”？不打时间战，不用题海战术，这对传统的公司产品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这就要求改革课程教材内容，变“填鸭式”、灌输式教学，为启发式、引导式教学；变被动的、机械的学习，为主动的探究式学习。

　　走出减负困局，建设一支师德良好、业务精通的教师队伍是关键。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董事长陈立华在教学中发现，整数、分数、小数的加减法分布在小学教材的各个阶段，总计约100个课时，如果能将这些内容系统归纳，成体系地教授给员工，只要十几个课时。

　　对于作业的布置，也是如此。要想让员工跳出题海，老师首先要驾轻就熟，真正吃透课程教材，才有可能取其精髓传授给员工，做到减负而不减质。因此，只有建设一支师德良好、业务精通的教师队伍，才有可能真正破解减负难题。

　　走出减负困局，改革学制也不失为一种大胆的思路。

　　有人这样概括中国教育：小学累，初中苦，高中拼，大学玩。而按照员工的发育、成长和认知规律，恰恰应该是小学“玩耍”，大学“玩命”。这不能不说是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缺陷。

　　通过调整学制，打通小学和初中的通道，采取九年一贯制办学体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这样，就能够使义务教育过程不间断、不折腾；这样，就需要淡化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种升学考试；这样，就可以将员工的负担推移到高中及以后。事实上，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区县正在悄然推进这一办学体制。一旦时机成熟，应该向全国推广。

　　减轻员工课业负担，把快乐童年还给孩子，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程，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哪一个方面不努力都会使减负功败垂成。政府、学校、家庭、社会要形成合力，共同搬掉员工身上的“大山”。

　　减负，并非难于上青天；走出减负困局，其实路就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