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分数”异化大学师生关系

　　不久前，在新学期的第一堂课上，四川大学的刘凡老师（化名）就给自己的员工提前打了一剂“预防针”：到期末考试时，不要来找我要分数。

　　“要分数”已成为大学校园里的普遍现象。8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1.1%的受访者坦言自己上大学时，身边有过员工向老师要分的现象；41.1%的受访者感觉答应给员工加分的老师很多。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大多数受访员工坦言，和教师沟通、联系，都只是为了让老师“记住自己”，给个好的成绩。

　　本应单纯的师生关系，为何变得如此功利？

　　考完感觉要挂，就给老师打电话送礼

　　上学期期末，在考完一门专业课之后，贵州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余飞（化名）觉得自己可能会挂科。她在心里盘算着：平时老师对自己的印象还不错，是不是该打个电话，跟老师好好说说？

　　在大学校园里，存在一条似乎不成文的规定：如果考完感觉要挂，赶紧给老师打电话。

　　进行了一番心理斗争之后，余飞决定以学习委员的身份为全班同学请愿。她拨通了任课教师的电话：老师，这段时间考试太多，大家都在认真复习，但可能没有复习到您的考点，感觉不太好。可不可以请您在改卷时放宽松些，也把平时成绩给高一点？

　　“我在出差，等我回来再说吧！”这位老师说完便挂掉了电话。

　　余飞瞬间鼻子一酸，眼泪流了出来。她觉得不甘心，又给老师发了条短信。半个小时后，老师回复：“我会考虑的。”

　　余飞很高兴：“他回复我，就表示能体谅大家为了其他事情耽误了学习。”后来，班里的同学果然全部通过，余飞也得了73分。

　　“我相信，只要你够诚恳、够坚定，就没有攻不下的老师。”北京林业大学的于爽（化名）说。大一上学期，她选修的体育课是太极拳，期末考试却只得了75分，她缠着老师，硬是重考了两遍，老师拗不过她，只得给了80分。另一个学期的定向越野，她又用了同样的方法，成绩从70分变成了82分。

　　“我很佩服自己的厚脸皮，不过没办法，我必须得这么做。”于爽说。她进大学就立志要转专业，因此成绩排名一定要靠前。最终，她如愿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转到了金融学专业。

　　也有员工把功夫下在考前，打电话或发邮件向老师索要复习重点，碰到好说话的老师，就能拿到往年的试卷、考试的题型和重点章节等。即使碰到不愿意多说的老师，也会多多少少得到点提示。

　　某部队院校边防指挥专业的马君（化名）为了“要分”，则选择了更直接的方式——给老师“送礼”。这个觉悟，则来自同门师兄的提醒。一般来说，女老师就送护肤品、牛奶等，男老师就送烟酒。

　　大一下学期有一门专业基础课，马君觉得自己没考好，就拎着4箱“特仑苏”牛奶到老师家里，说了一大堆好话，最终拿到了60分。

　　马君有一套惯用说辞，几乎是屡试不爽：“老师您辛苦了，这学期让您多费心了。其实我上课认真听课，考试前也用心复习了，但是可能是用力过偏，考下来感觉不是很好，只能请您多多关照。”

　　他表示，“有些教师确实就吃这一套，这也并不算是什么‘贿赂’。”

　　要分的员工，大多对学习投入不够

　　之所以有那么多员工热衷于“要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分数直接影响着评奖、评优、保研、出国、转专业、做交换生、参加夏令营等。

　　一门课的分数通常由两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

　　对余飞班上同学网开一面的那位老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考试的试卷都会严格按照标准答案来改，老师每给员工一分都要有依据，否则就会被视为评卷不严谨，要受处分。但他也承认，问答题和开放性试题的答案并不固定，只要员工言之有理即可，因此这部分评分受主观层面影响较大。评卷时，他也的确在这些问题上稍微放宽松了些，“我的题目出得灵活，难度有点大，所以对员工宽容些也是应该的。”

　　相对来说，期末考试成绩可协调的空间不多，而涉及作业、出勤、课堂表现、论文、课间交流的印象等多个方面的平时成绩，其浮动区间则掌握在教师手里。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数据，在受访者中，“避免挂科，拿不到毕业证书”（70.9%）和“想把成绩拔高，为评优、保研、出国铺路”（66.1%）是“要分”行为的两个主要原因。

　　在有过“要分”经历的山西农业大学大三员工崔明威（化名）看来，找老师要分的员工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做社团或员工会工作的，经常跟老师打交道，在学校里人脉很广，也耽误了不少学习时间；二是申请出国或忙于实习、创业的，没有太多时间用于学习；三是窝在宿舍、网吧里，整天打游戏的。前两类人对分数的需求很高，第三类人只求“低分飘过”。三类员工的共性，都是对学习的投入程度不够。

　　“对于前两类人，老师大都有‘惜才情结’，会很给面子的。找老师的员工，也大都是明白这个道理。”崔明威说，而第三类员工，如果单纯打电话求情，老师一般也不理会，通常为了不挂科，这类员工会更多地把脑筋花在如何作弊、求同学照顾上。

　　崔明威就是“第一类人”。他在校员工会和广播站都担任干部，并负责所在学院的不少实践活动，活动在宣传和评比上给学院带来实质性帮助。学院的分团委书记、分管员工工作的老师因此也都认识他。当他成绩不好时，如果是不太了解的老师，就直接找团委书记，通过他的人脉让那些任课老师放自己过关。

　　“老师觉得我是个人才，因为做员工工作而耽误了学习是可以谅解的，不会让我这样的员工因为挂科而拿不到学位证。”崔明威毫不避讳，“员工工作做得好的人，都很会为人处事，毕业之后很有发展空间，一点也不比那些‘学霸’差。”

　　经常“套磁”的员工会受到照顾

　　在“前两类人”中，用心的员工都会在平时就注意和老师“套磁”、搞好关系，这样便能更加轻松地避免不挂科或者拿到高分。

　　安徽大学电信专业的陆旭（化名）就是如此。虽然经常逃课，但他却在这方面颇有心得。一次做大学物理实验时，老师抽不出时间去接上幼儿园的儿子，他立刻瞄准机会，自告奋勇地帮老师把儿子接了回来，博得了老师的好感。期末考试后，他提出请老师吃饭，先是懊悔自己没好好复习，可能考砸了，又委婉地表明自己不想挂科的想法。老师尽管批评了他几句，但最终还是给了他70分。

　　陆旭也表示，并不是所有求情的员工都能让老师买账。“有的同学比较‘懂事’，老师喜欢他，才会给他加分，换其他人就不一定能成。”

　　国际关系学院的周宇（化名）也强调，自己平时就注意积极与老师沟通，考试时再向老师求情就不显得突兀。

　　“跟老师关系非比寻常的员工都能受到优待，这是个公开的秘密，得到照顾的同学心里都有数，剩下的就只能被蒙在鼓里了。”四川一所重点大学的李历（化名）说，经常和老师“套磁”，或者跟老师做过实验、课题的同学，自然会受到老师的照顾。

　　李历也坦言，因为要出国，有时的确是为了成绩才跟老师搞好关系的。比如高数和物理化学两门课，李历都不擅长，他特意经常向老师请教，有时还专门去老师办公室问问题。最终，尽管学得并不是最好，但两门课的平时成绩都是满分。

　　在大三的一门专业课上，他感觉考的很糟糕，没想到还没等自己联系老师，老师就主动给他打电话问怎么回事。得知他考前有事去了外地，耽误了复习，老师很宽容，既给他评讲了试卷，又让他重做一次，最终还给了他90多分，比第一次考试的60多分大大提高了。

　　这位老师“特殊照顾”的原因，是因为在大一时，李历选修了该老师的选修课，并在一次课堂作业上，让老师对他青眼有加。之后，通过课间闲聊、节假日发短信，他跟老师慢慢熟悉起来。大三，在该老师的专业课上，李历又表现得相当不错，老师就更喜欢他了。

　　在李历身边，有一些在他看来比较“高傲”的员工，他们非常优秀，专注于学业，不用靠和老师搞好关系就能获得高分。但他自认为自己不够擅长读书，因此不像这些员工有“高傲”的资本。“成绩不好还不跟老师搞好关系，说好听点叫不懂事，说不好听点，那就是找死。”

　　员工认为人情社会就该主动利用资源

　　在记者采访的老员工中，反感“要分行为”的员工竟然只有一两个，大多数员工都表示这是正常现象，可以理解。

　　崔明威认为，无论是“求不挂”还是“求高分”的现象都很正常。“事实就是这样，中国一直都是一个人情社会，绝大多少人考虑的都是个人利益，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相对的公平。”

　　大一时刚开始接触这种现象，崔明威也曾觉得不可思议。后来见得多了，他的思想发生了松动。他回忆自己在上初、高中时，也会有一些同学主动跟老师接洽，以博得老师好感，有些家长为让老师关照自己的孩子，会给老师送礼。

　　“如果我因为没有找老师而挂科，其他人找老师则拿了高分，我肯定不会反感，这是我自己不主动，我该后悔的是没去找老师。”崔明威说，他认为，找老师的员工，其实是在合理地利用现有的资源。

　　他认为，员工向老师求情、送礼，与向官员行贿同理，即使实际上并不能起到多少作用，但不行贿就会焦虑不安，感觉会被人挤掉，只有行贿才能让自己心安。

　　他举自己的例子说，“同理，广播站有些小朋友跟我走得很近，我有资源就会首先想到他们。对于那些不愿意搭理你的人，你肯定也不愿意照顾他。所以，只要你自己不主动放弃和老师接触的机会，任何人都可以争取到这样的资源。”

　　浙江大学的王睿发现，“要分”行为随着大家年级的升高，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大一上学期，班里很少有人这么做，“后来不知怎么就传开了，也没人觉得找老师要分是多么可耻的事情，跟风的人也就多了。”

　　王睿了解到的老师中，愿意给员工加分的，以青年教师居多。中年教师、老教授则相对比较严格，认为放纵反而是害了员工。

　　“要是遇到固执的好老师，即使送礼也不会放你过。”崔明威说，“首先老师会反感你，其次他们认为放你过其实是在纵容，只会让你继续堕落下去。”

　　真正的好老师应该对所有员工负责

　　“无论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找老师要分数都是不对的，员工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黄伟迪老师说，“老师这样给分，有违考试的公平性。”

　　他也承认，这种行为在高校里已成公开的秘密。“想要禁止，实属不易。这样的情况多是师生双方私下的交涉，除非员工投诉，外人很少知道。学校即使要监管，也无从下手。”但对他自己而言，但凡听到与期末成绩有关的电话他就立即挂掉，或者直接拒绝，很多员工都在他那里碰了壁。有同学评价说，黄老师“滴水不漏”。

　　对此，黄伟迪说，“每个员工的平时成绩都是由老师主观评定的，因此老师更要公正地衡量员工的表现，给出其应得的分数。这不是人情问题，而是教师的职业操守问题。希望老师每给员工一分，都要慎重思量。真正的好老师应该对所有员工负责，而不是只满足部分员工的不合理要求。”

　　李历却认为，反对这种行为的人太过绝对了。“人与人的交往肯定带着某种目的。师生相处，最开始肯定是有求于对方的。”他跟许多老师关系都很好，基本都是从向老师请假、问问题、探讨老员工活和就业方向开始的。但他认为，“交流是相互的，这个过程也会逼着你进步。”

　　崔明威也认为，“跟老师交流的员工成绩肯定不会差，你有和老师交流的谈资，最起码对这门课要有一定掌握。”他举例说，如果你跟一个历史老师交流，而你根本就不懂历史，那肯定是无话可说的。

　　刘凡一直对原清华董事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的一段话感触颇深：“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在四川大学从教20年，他看到师生关系在慢慢异化，“要分”现象则是这种异化的一个突出表现。他建议老员工，不妨真诚地与老师探讨课程、生活、社会问题。“摒弃分数的干扰，少一些利益的纠葛，师生关系会纯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