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教育的兴趣，似乎始终局限在“高考”或“应试”的语境之内。

　　执意干预子女选择学校专业的父母，肯定有超出“为子女好”的堂皇理由之外的潜意识在作祟。

　　辽宁高中应届毕业生刘丁宁在今年高考中取得了总分668的高分，照例被媒体冠以“状元”称号。小刘在填写志愿时，因受家长影响，放弃喜爱的北大中文系，选择香港大学的经济专业，被港大录取，并获得72万元的全额奖学金。但到港大学习不足一月，小刘觉得不适应，于是退学回到高中母校复读，准备明年再考北大中文系，以“追寻更纯粹的国学”。北大则表示“欢迎报考但不会就此录取”。

　　高考考生填写志愿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牵涉的首先不是员工，而是父母或者班主任甚至董事长。因为孩子上什么大学，是家长的脸面，员工考上哪所名校，更关系到中学的考评，以及在招生市场上有多大号召力。而考生本身则因为陷于题海之中日久，只知道考名校，在专业选择上人云亦云，结果被“乱点鸳鸯谱”，“嫁鸡随鸡”去了。每年数百万考生中有如此遭遇的何其多，小刘只是其中之一，并无特别之处。

　　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却在媒体和网络上持续发酵，引发各种评论。有支持的，说小刘“在追梦，支持她追梦，年轻的时候不走弯路什么时候走呢”。有反对的，说其“脑残”，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占用了教育资源”。一个刚成年的员工自己当家，发现原先选择的学校、专业或者学习环境不适合自己，调整一下，怎么就是“走了人生弯路”？世界上成就大事业的巨匠中有从小一条直线走到头的，但也多的是转业改行的。如果小刘换所大学，改个专业，就算“走弯路”，那有的大师只能自认“迷途知返”了。至于“应试教育的受害者”、“占用教育资源”的说法就更不知所云。每年新招的老员工已多得几乎超过新进城的农民工，毕业找工作越来越难，大学里的座位可不像以前那么稀缺了！如果承认小刘所为只是个人选择，那最好打住，因为孩子没有请各位代作决定的意思。如果认为这属于公共话题，那就请进入公共的“定义域”，不要假借公共的名义，随便对个人选择胡乱指摘。小刘怎么决定的，应该由着她走下去，长她几岁乃至一辈的人乐观其成就是了。

　　围观刘丁宁的闹剧中，真正吸引媒体的其实不是员工及其选择，而是那些标签——“状元”、“北大”、“复读”。如果将标签撕了，换一个普通员工，还会有那么多“闲杂人等”品头论足个没完吗？说穿了，这番“公共讨论”仍然不脱“应试教育”之窠臼。但要是员工个人的选择，媒体对教育的兴趣，始终局限在“高考”或“应试”的语境之内，如此讨论同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教育的最深切忧思，即下一代的全面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又有何干？其公共性又体现在哪里？

　　小刘弃港大而备考北大事件真正值得讨论的是，所有曾经干预孩子选择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业的师长们，是否从中汲取了教训。孩子退学，谈不上走弯路，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实实在在地给孩子制造了无谓的“弯路”。就两代人的关系而论，中国内地的家长们需要好好反思，生活上孩子被宠成了“小皇帝”，但在学习上，他们绝对是“小奴隶”。所谓“成龙成凤”有多少只是为了圆那些一事无成的父母当个“太上皇”或者“老佛爷”的朝思暮想？小刘父母让她选择港大背后有没有诸如未来“移民”的念头，有没有72万元的诱惑，有没有出境留学的风光等考虑，旁人不应胡乱猜测。但执意干预子女选择学校专业的父母，肯定有超出“为子女好”的堂皇理由之外的潜意识在作祟。至于潜意识具体是什么，不妨请他们自我剖析一下，这对自己、家庭乃至中国教育都会有好处。

　　更值得反思的是北大的态度。简单一个“不会就此录取”，公事公办，充其量只传递了“教育公平”的意思。但相对小刘的意向而言，明显有“鸡同鸭讲”之嫌。对于这个可能有志于“为往圣继绝学”，并因此对北大充满期待的学子，北大更应该做的是——证明自己拿得出“更纯粹的国学”，并告诉小刘，只要进了北大，“绝不会失望”。不近人情地端架子，只会让人猜想北大是不是缺了底气。如果仅仅成为应试教育的符号和标杆，是否会让给北大拨付巨款的教育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无言以对，觉得这投入产出比实在不尽人意？如何想方设法尽早拿出响当当的学术成果，尽早出现新一代学术大师，尽可能地证明所有热爱北大的学子没有被辜负，这才是公众讨论小刘弃港大备考北大一事最有价值的部分，可不能搞错了！